記者最近采訪來北京參加論壇的幾位美國和歐洲經濟學者，他們表示，有環境意識的經濟學家早就警告人們，如果人類以超過地球再生能力的方式生活，破裂的生態泡沫會同樣出現。
經濟學家們指出，問題在于我們太沉迷于經濟增長。而持續的高增長的代價是人類近100年消耗的地球上的資源超過以往歷史的總和，而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程度則步步加重。
增長的代價不容忽視
“如果增長意味著不斷增加對自然資源的消耗(自250年前工業革命開始以來便是如此)，那么它就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地球及其資源是有限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喬治敦大學環境歷史教授約翰·麥克尼爾表示。
約翰·麥克尼爾在他的《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一書中，講述了前兩個世紀的人類歷史是多么的史無前例。麥克尼爾教授說：“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誤認為2%到6%的年增長率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正常狀態。更長遠的歷史觀念表明，這樣的增長只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殊時期。”
美國和歐盟的研究機構都共同表示，在過去200年里世界生產總值(商品和服務的總市值)的人均增幅遠遠超過人口增幅。人們變得更加富有，壽命也更長。但專家和學者們指出，任何人都不應該忽視其代價。在那段時期里，特別是在20世紀，人類已經徹底改變了地球。
有機構預測，石油儲量的綜合估算，可支配的化石能源的極限，大約為1180-1510億噸，以1995年世界石油的年開采量33.2億噸計算，石油儲量大約在2050年左右宣告枯竭。天然氣儲備估計在131800-152900兆立方米。年開采量維持在2300兆立方米，將在57-65年內枯竭。煤的儲量約為5600億噸。1995年煤炭開采量為33億噸，可以供應169年。
英國政府顧問大衛·金曾經指出：“氣候變化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甚至比恐怖主義的威脅還要可怕。”
氣候變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目前全世界90%以上的科學家都持有這個觀點。隨著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地球溫度和二氧化碳的濃度開始同步上升，上個世紀是近千年來最暖的100年，而最近20年又是其中最暖的20年。
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測，因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繼續增多，在未來100年內，全球溫度將升高1.4-5.8度。而美國全國大氣研究中心和亞利桑那大學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全球海平面將以每世紀4-6米的速度上升，比科學家們早先預測的要快得多。
馬里蘭大學科利奇帕克分校公共政策學院的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認為，人類已經到達或超越了經濟增長產生反作用、環境和社會成本超過抵消收益的臨界點。戴利教授在今年春天的一次演講中說：“所謂‘經濟的’增長已經變得不經濟了。增長型經濟正在衰退。”
一段時間以來，戴利等人一直呼吁人們在自然力為我們重新構建經濟之前反思和調整我們的經濟。他們認為，在經濟無限增長的觀念將我們推向懸崖之前，理應對其審議。必須徹底改革經濟學以更好地解釋地球的物質現實。戴利說，文明無須忽然終止，而只需轉移重點。他所預見的“穩態經濟”強調的是質量的發展而不是數量的增長。他說：“增長是同樣的東西變多，而發展是同樣數量的東西變好。”
一味追求高增長的惡果
國內媒體在前段時間報道，江蘇鹽城受污水廠在停水70個小時后，開始蓄水并恢復生產“像趕集一樣買礦泉水”的居民們，或可免于干渴的威脅。
據報道，近年來，鹽城各區縣都有化工園區，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河流眾多、環境容量大成了政府向企業家推薦的一個重要優勢。在這樣的管制困境之下，化工產業園區附近村民哀哭稻子被熏死，無濟于事；有村莊癌癥患者人數增多，死亡年齡降低，也無濟于事；直到半個城市停轉，水危機出現，事情才真的呈現出一點點轉機。
經濟學家們表示，污染企業負責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固然是鹽城處理水危機事件極為重要的一步。但政府不能一抓了事，應該深刻反思多年來一以貫之單純追求G D P的發展模式，
類似一味追求高增長而最終破壞環境和人民利益的例證有許多。
“G D P增速超過7.18%就必然出現資源環境問題。”土壤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其國表示，我們大多數省市的G D P增速都在13%到17%，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21%，這樣盲目地追求G D P，是要出大問題的。10年之內中國不能根本解決環保問題，那情況就難以收拾了。
對于全國各地出現的灰霾天氣，趙其國院士表示，“1957年到2005年我國東部年平均能見度下降10K m，西部能見度下降的幅度和速率約為東部的一半，顯示出我國以能見度下降為表征的區域霾問題日趨嚴重，而且在東部表現更為明顯。我們的霾顆粒物甚至比美國還超過好幾倍。”
中科院的一份報告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造了許多第一，經濟增長第一，外匯儲備第一，直接投資第一等等，同時帶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就是建材消費第一，能源消費第一，空氣污染排放第一和水污染排放第一。可我們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報告表示，“如果中國不改變85%的燃煤結構，不改變傳統工業生產和消費方式，環境嚴峻期將提前來到，會帶來嚴重社會問題。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結構不合理，不可能學習西方，到人均8000美元以上再談環保，中國人均2000多美元的時候，環境嚴峻期可能會提前來到”。
擔心危機后的高增長
“真擔心在后危機時期，重新進入一輪比拼增長速度。”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李長久表示。經濟學家厲以寧也表示，現在我們缺乏的不是速度，而是增長的質量。
事實上，中國的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資源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儲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氣人均水平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為了G D P的增長，中國成為世界上單位G D P創造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
在中國，重點鋼鐵企業噸鋼能耗比國際水平高40%，電力行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30%，萬元G D P耗水量比國際水平高5倍，萬元G D P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據估計，中國每年因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而造成的經濟損失至少為4000億元。假如按要素生產率計算，G D P在中國的增加額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長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長只占1/4，而發達國家增加額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牟新生表示，須合理判斷G D P的增長速度。他認為，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G D P年均增長為9.8%，已成為第三大經濟大國。關于我國G D P增長速度的問題，我們應該定下心來很好地思考。
牟新生說，從世界各國的發展規律來看，一國的G D P增長速度和G D P總量是密切相關的。G D P的總量越大，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絕對量就越多。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的經濟總量大，現階段的增長率都比較低，低于歷史上平均的增長率。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越來越大，G D P潛在的增長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在我國經濟總量已達到30萬億元甚至更高的今天，還過分地、盲目地強調經濟高速增長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科學的。
學者和專家們表示，隨著資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約束的強化，以及勞動力、土地成本上升，過去依靠低成本優勢支撐貿易出口高速增長的現象不會再出現。同時，隨著投資過度擴張，不少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
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提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正確的，但如果不在“調結構”、“擴內需”上下功夫，而一味追求投資拉動，甚至加大產能過剩行業的重復建設力度，這種發展思路恐怕難以為繼。
“因此，我認為我國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沒有必要也不可能過多地追求G D P增長率，對此要有一個科學的判斷，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5%至6%就比較合適。”牟新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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